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送我刊连载《複眼で中国を見る》中的文章。作者邢菲是一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她在日本留学、生活了十余年,期间为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20余部先容中国的纪录片,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感人故事富厚了日本受众对中国的认知。作者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故事,向大家展示一个国际视角下的中国,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来自现场的感动。
本期的故事围绕独生子女政策展开。在政策实施的30余年间(1979年至2016年),中国降生了约2亿人。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邢菲以一名纪录片导演的视线,追踪了两个独生子女家庭10年的变化。在上海一座普普通通的公园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晒太阳的,给2、3岁的孩子喂水的,追着4、5岁的孩子四处跑的,是一群50多岁、60多岁、甚至年逾古稀的老人。
“在上海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孙辈啦。” “独生子女那里会照顾孩子啊!”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大发“怨言”的,是独生子女的怙恃们。
而他们从小被称作“小天子”的子女们,现在已大多成为怙恃,肩负着事情和养育子女的双重压力。说起对独生子女一代的恶评,我从小深有体会。
“自私”“缺乏独立性”“孤苦的一代”等等。记得小时候有一篇文章报道了中日夏令营里中国小朋侪自己连鞋带都系不上,完败给事事独立的日本小朋侪的情景,并预言如果这样下去独生子女一代将会成为“垮掉的一代”。
从小被怙恃严格要求的我,对此并不太佩服。2010年前后,独生子女一代再次引发争议,遭遇批判。原因是许多人都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完全交给了自己的怙恃。
日本媒体对此的相关报道,让独自带娃的日本超人妈妈们表现不行思议,但似乎又有那么一点点羡慕。在这样的配景下,2010年我向NHK提出了去曾经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最严格的都会――上海采访的企划。接受我们采访的是两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家庭。
那时小杨和妻子小张再有三个月就要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宝宝。小杨的妈妈在他们的小家四周住,天天清晨都市准时赶到小杨家里洗衣做饭,险些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在采访小杨时,我单刀直入地问他,你以为自己是小天子吗?小杨笑笑说:“我应该算是。
我怙恃对我很是痛爱。只要家里经济条件允许,我小时候能够获得任何我想要的工具。
他们愿意做,有时候我不让他们做,他们还不兴奋。过来照顾我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对他们来说其实很难改掉。
所以我也乐得坐享其成。”虽然价钱不菲,但不少人还是选择让宝宝在月子中心接受专业、全面的照顾护士。
(泉源:新华社 )拍摄期间,小杨匹俦和他的怙恃一起观光了那时在上海刚刚兴起不久的月子中心。在那里宝宝们可以获得专业医护人员24小时的经心照顾。
新人妈妈们可以享用五星级旅店厨师设置的营养平衡的餐食,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如何喂奶、换尿不湿,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训练产后瑜伽以尽快恢复身材。一个月近4万元人民币的用度,相当于在外企事情的小杨匹俦一个月的收入。小杨怙恃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婴儿床和种种婴儿用品,宝宝出生后爷爷奶奶将肩负起带娃的重任。另一组家庭是有一个两岁儿子的小林和丈夫小陈。
在外企事情的小林,下班抵家要晚上7点以后了。而同在外企事情的丈夫经常要深夜儿子熟睡后才气抵家。照顾孩子的事情险些全部落在了孩子奶奶和保姆的身上。
虽然平时事情忙,小林周末一定会亲自带儿子去到场早教班,为的是让孩子在入学时能够比同龄人处在有利的职位。两口子终日忙碌过上了想要的物质生活,但小林最大的遗憾就是儿子出生以后晚上从来不愿和她一起睡。为此小林感伤地说:“小孩小的时候,妈妈最好还是能够陪在身边。
自己另有一些能力能够赚些钱,就还是想去事情,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些。”对不少中国暮年人来说,照顾孙子孙女是他们退休生活后的“必选行动”(泉源:中新社)在追踪了两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后,我们采访了两家的老人。小林的婆婆说,小林很孝顺,每年都市摆设她和老伴去外洋旅行,连给导游的小费都市提前准备好。
小杨的怙恃亲说:“在中国照顾孩子是怙恃的习惯,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真的是没太想自己。”在采访两个家庭的同时,我也会对比在日本看到的育儿情况。
特别是在大都会,日本暮年人通常都不会与后代同住,退休后生长自己的兴趣喜好恣意地享受生活。日本妈妈通常都是一小我私家独立带娃。
经常会在清晨,看到胸前挂着一个娃,前车筐里放着一个娃,后车座上再带着一个娃的妈妈飞驰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对于两个家庭险些把带娃的任务都交给了老人的做法,多年生活在外洋的我也不禁哑然。
但出生、发展在中国的我,深深明白中国文化里“家和”的意义,为他们一家人为了配合的目的齐心协力的努力而感动。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鼎力支持,年轻的妈妈才可以在产后不久就回归职场,中国社会也因为有了女性的到场而生机勃勃。
作为导演,在展示老一辈辛劳和怙恃不能亲自养育孩子所发生的问题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把中国社会这种家庭分工所带来的合理性和高效性的一面展示给日本观众。2016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废止。2017年春天,也就是节目在NHK播出的7年后,我飞去上海对两个家庭举行了第二次采访。小杨一家在大儿子出生的二年后迎来了小儿子。
上海作为独生子女政策革新的试点都会,让他们一家得以尽早生下二胎。之前在外企事情的小杨6年前告退创业,建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专门制作网络广告并筹谋线下运动。
妻子小张为了能够自己照顾宝宝,几年前告退成为主妇,并逐渐淘汰了对爷爷奶奶的依赖。大儿子在弟弟出生后开始频繁地“肇事”,一度被幼儿园劝退。身为独生子女的小杨和小张,实在无法体会有兄弟姐妹的感受,于是一家四口每周末都去看心理医生。
小杨无奈地说:“不想让大儿子像自己当年一样寥寂才生了小儿子,以为会一切顺利。但接下来两小我私家开始争抢玩具,让我们都很困惑。” 不想让孩子孑立,是许多人选择生二胎的最主要理由 小林一家也在两年前多了一个女儿。事业上,小林和丈夫都跳槽到了待遇更好的外企公司,于是在哥哥升入小学基本自立后,照顾妹妹的任务又落到了奶奶和保姆的身上。
小林说,刚生了儿子的时候,一家人都竭尽全力去照顾这个其时看来是唯一的掌上明珠。但妹妹出生后,一家人变得从容起来,制止了许多照顾哥哥时犯下的错误。对于已经9岁的儿子,小林依然没有放松对他在学习方面的要求,并为了儿子重新学习了初中英语,亲自整理了语法条记。小林感伤地说,儿子一代的竞争压力会远远高于自己这一代,希望两个孩子能够自食其力。
我很兴奋地看到两个独生子女家庭都有了两个孩子并过上了想要的生活,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方法。我也曾困惑要如何向外国观众先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现象,特别是那些被品评已久形成牢固偏见的事物。我也曾履历过初到外洋,看外洋的一切都比中国先进,很容易被外洋的价值观所左右的时期。
但随着年事的增长,明确许多事情很难用“对错”或者“优劣”来简朴地评价。在2010年第一次拍摄的时候,我把小杨的一句话用在片尾来表达我的看法。
小杨说:“我能够天天见到怙恃,这也是许多外国人很难明白的一种幸福感。我很难说这当中有对错之分,这就是国情文化差别,大家选择了差别的生活方式。
”10年已往了,我越发坚定地认为在为外国观众制作纪录片的时候,不需要尽力反驳,更不需要刻意赞同。能够展示出不为人知的一面,能够解释现象背后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就不失为一部对外国观众而言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和小杨、小林两个家庭已经相识10年。虽然不经常联系,但通过微信远远地关注着两个家庭的生活。
接下来,独生子女一代所要面临的难题恐怕就是怙恃的老去。愿我这个独生子女可以用余生去记载同为独生子女的他们的人生。
邢菲:纪录片导演。在日留学生活十余年,获得北海道大学传媒硕士学位;为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20余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自筹资金历时两年独立拍摄、剪辑、导演的纪录片《我要参选》,入围了2017年山形国际纪录片节日本单元、2017年北京国际影戏节纪录片单元最佳中外合拍片竞赛单元、第11届FIRST影展竞赛单元等多个海内外纪录片影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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